郭美美“闹剧”给媒体带来的反思刘建洪[摘要]近3年来，善于在网络上编造丑剧、闹剧的郭美美之所以能一直成为所谓的“网络红人”，离不开网络新媒体的平台支持，加上传统主流媒体缺乏实时、有力的鞭笞，使得一幕幕闹剧、丑剧得以发酵、伸张。有效防范网络“假丑陋”信息是项系统工程，需要羁系部门、媒体以及媒体人等多方配合把关。
[关键词]郭美美；媒体；舆论引导；羁系2014年7月，“炫富女”郭美美因涉嫌赌钱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8月4日，北京警方通报，郭美美对到场赌钱的违法事实招供不讳。8月20日，郭美美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依法批准逮捕，此案进入刑事司法法式。
郭美美再次成为各大舆论关注的焦点。郭美美何以能以臭着名，以至于只要是她的臭事，总是能在媒体上掀起一股不小的波涛？在一次次刺激受众的神经中，我们的媒体充当了怎样的角色？是否该真正地反思自己——靠她的臭赚取了眼球，但倒了大多数人的胃口，宣扬了负能量，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社会继承？“微时代”下，如何提升网络媒体自律能力，有关方面如何有效羁系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值得深思。一、从郭美美的一次次亮丑，看网络媒体的体现郭美美之所以再次受到舆论关注，显然归罪于3年前的炫富事件。
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果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司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只管中国红十字会在6月22日撇清了与郭美美的关系，但因此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被推向舆论尖端。如果因红十字会的羁系问题使得郭美美在炫富之初受到媒体关注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接下来，网络媒体对郭美美举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炒作，诸如“炫富女”郭美美整容前后、她的一只手值几多钱、郭美美过万元的水晶鞋、她的父亲是谁、她男友身份等，与其相关联的任何一个事物都在媒体上放大。
“炫富女”的种种炫耀的网络照片更是层出不穷。只要是有关于她的信息，无论真假，都一一晒出。网络媒体的迎合让郭美美如愿以偿地“风景了一把”，出单曲、拍影戏进军娱乐圈，游戏厂商请求其代言等消息一度占据了网站的显眼位置，甚至连海内某知名财经专家也通过一家卫视栏目对话郭美美母女。正因为社会上总有一些喜欢闻臭而动的苍蝇，有关“炫富女”的种种媒体信息正好顺应了流传学中的控制论流传模式，她通过受众，乐此不疲地制造舆论。
2014年4月，郭美美被曝在澳门欠赌款2.6亿元。7月10日，网络再次曝出郭美美因世界杯期间赌球被北京警方抓获。这次，她却因真的赌钱将自己送进了牢狱。
二、一些网络新媒体成为“假丑陋”的温床信息社会，种种网络新媒体蓬勃生长，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的开放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互动和交流，促进社会的多元整合与人类文明进步，如何制止给一些心术不正之人使用，值得媒体人深思。如果依靠“炫富女”之类的人物赚取眼球，则关乎媒体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毋庸置疑，当前网民身分较为庞大，认识能力乱七八糟，网络媒体上甚至有谣言和非理性言论。清华大学新闻与流传学院教授刘建明认为：“如果网络媒体‘把关人’作用弱化和媒体社会责任缺失，许多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成为舆论内容，导致错误舆论的形成。
人们以往熟悉的舆论状态被打破，舆论主体和客体的‘真实’遇到挑战，舆论危机就可能泛起。”①事实上，除了郭美美，以臭着名的另有凤姐、干露露等人物。
之所以有批量产出的网络“假丑陋”人物，除了有滋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土壤，另有就是网络媒体的迎合。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网络媒体提供的舆论平台，“炫富女”之类的人物何以能一次次刺激公共的神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互联网新媒体的流传，无形中具有放大效应，经由几轮连番流传而形成相当大的影响。
三、主流媒体需要实时、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对“炫富女”近3年来的种种网络丑闻，主流媒体虽然没有推波助澜，但也很少予以正面鞭笞，加上主管部门对新媒体的治理滞后，在正面宣传的“失力”和负面信息的“失控”情况下，网络上的“丑剧、闹剧”有恃无恐地迅速发酵、伸张。郭美美这次被刑拘，中央级媒体以消息或评论等方式总算举行了正面迎击。有评论指出，面临郭美美式的“假丑陋”现象，不能听之任之、养痈为患。
社会、媒体和网民均应负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让“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只管主流媒体发出了最强音，但从央视的一个有关郭美美的报道来看，报道选取的重点不是郭美美的忏悔，而是通过多段同期声还原郭美美在低调的语气中不乏炫耀自己有何等高的人气指数，陪人睡觉的身价，如何呼风唤雨地谋划赌场等。对于看客们来说，自然是津津有味地浏览，媒体赚取了眼球。
报道中，只管郭美美穿的是囚衣，也没有“炫富女”的气色，但给民众带来的依然是她的狂言不惭。媒体本以为用同期声来还原郭美美的人格扭曲，殊不知，这也许正中郭美美的下怀，她就怕自己的臭事得不到宣扬，这次另有中央级的媒体曝光，对她来说，何尝不是坏事中的好事。
根据事物都有两面性的原理，大量的细节报道，虽然有助于民众越发清晰地相识郭美美的其人其事，但同时给受众带来不少负面的信息，尤其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来说，或许有这样的结论：原来以臭着名另有这么多的利益。其中的细节内容也确实折射出当今社会一部门人对臭的崇尚，使得臭人也有市场，以至于另有商家请她代言广告。面临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角度举行甄别、筛选？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对这样所谓的“热”题材适互助“冷”处置惩罚，如果将郭美美的大段同期声用简漫笔字交接或许更适合。
我们报道的着力点不是听她述说曾经何等地牛气，而是时至今日，她的思想、态度有何转变，哪怕是报道她仍然执迷不悟也好过让她说自己那些所谓的“辉煌”往事。四、“微时代”的“假丑陋”综合治理是项系统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流传研究所主编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生长陈诉（2014）》于2014年6月25日公布。
蓝皮书认为，2013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生长进一步出现移动化、融合化和社会化加速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下，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微时代”，微流传已成为主流流传方式。如何有效防范“微时代”的网络“假丑陋”信息是当下迫切而又重大的任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网络“假丑陋”的综合治理是系统工程。
显然，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媒体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需要媒体树立行业自律意识和把关意识，推行好舆论引导和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陋的社会职责，不为假丑陋的流传开利便之门，理性疏导社会浮躁虚荣之风，为实现中国梦营造风清气正之风。对于媒体自身来说，如何有效引导网络舆论，清华大学新闻与流传学院教授刘建明认为：“需要网络媒体从意见无序走向有序，流传系统的、科学的看法，使网民意见在抽取、整合和集束的编辑中缔造出更大附加值，获得舆论引导的最高效率。”②他认为，所有媒体要站在政治高度和社会高度认识媒体的舆论引导功效。
政治高度即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引导舆论；社会高度就是要站在为社会卖力、为公共卖力、为正义卖力的高度引导舆论。其次，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对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羁系。刘建明教授认为，“媒体正确引导网络舆论需要正确的意见表达，而任何表达都应是有限表达。网络缔造了揭晓自由，也为不良看法的表达缔造了时机。
限制前一种自由不成其为网络，但不限制后一种自由网络就成为没有执法和道德约束的领地。互联网提供了以往没有过的自由度，同时也需要政治经济手段对其举行规制。”③此外，作为媒体人当务之急是需要提高前言素养。
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认为：“前言素养是人们面临媒体种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明白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缔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这一界说除了受众，还包罗媒体人自身的前言素养，因此，面临纷繁庞大的信息，媒体人在守住职业道德底线的前提下，需要不停提高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和评估能力等前言素养，为社会信息的流传把好第一道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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